喜洲古镇保存着最多、最优秀的白族民居建筑群。 这些民房梁画栋、斗拱错落有致，棱角飞起，门楼、照壁、山墙的彩绘装饰艺术华丽精美，可见这里曾经财力雄厚，文化发达。
人类学家许焱光曾在抗日战争期间考察过这个世外桃源。 许烜光是喜洲这个乱世中的天赐宝库，灵感与作料之书，让他撰写了两部人类学界的经典名著——《祖荫下》和《驱逐捣蛋者》。 他把这个滇南洱海边的小村镇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样本。 在许煀光的笔下，喜洲是怎样的存在？ 为什么喜洲能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样本？
从南诏国到大理国，喜洲经历了怎样的前世经历？ 喜洲这个可喜的名字是怎么得到的？ 为什么喜洲白族民居建筑群如此辉煌？ 在明清，喜洲商人为什么能崛起？ 为什么作为西南地区偏远的村镇，喜洲几百年来文风昌盛，出了不少进士？ 在抗战乱世中，喜洲怎么能成为学术净土？
这篇文章是我们最近发表的《纸质游记》一栏的第一期。 你没去过的地方，我们写给你看。 今天，作者将历史与现实两条路线并行，引导大家参观这座美丽的白族古镇。
执笔|李夏恩
“囍”字可能是最简单的剪纸。 正方形的纸对折，用剪刀横剪了几下，展开一看，“囍”字轻轻搭在手掌上，像一只红色的镂空蝴蝶，在春天的微风中轻轻扇动着翅膀。
现在，它停在系着粉红色头绳的少女手中。 从蝴蝶翅膀上落下的红色纸屑，顽皮地在行人脚下乱动。 但是，这个少女不在意，正在用剪刀修剪新的囍字蝴蝶。 市声仿佛在她周围凝固了，只有墙上挂着民族风情的靛蓝花布，静静地摇着布角。
喜洲镇的大门，作者去的时候是阴天和阴天，天空不是当地最好的。 作者拍摄。
“四方的街道在那个方向。”她停下剪刀，抬起头，用手轻轻指了指。 仿佛瞬间冲破了空气的宁静，欢快的市声再次涌入耳鼓。 穿着汉服的年轻男女，摆出夸张的姿势，笑着自拍。 在繁花似锦的廊亭里，老人们热烈地谈论着天。 青青游客和永远微笑的当地商人，为了染蓝花布的手套进行着激烈的讨价还价； 汗流浃背的食客埋头于热腾腾的熊掌饵食； 老板把刚出锅的酥脆、嘎吱作响，油水滋滋的声音把烧焦的香味一起送到饥饿的旅行者那里。
对于第一次来喜洲的旅行者来说，眼前这个戏剧性的场面，让人不由得承认古人用“喜”这个名字命名了这个地方。 正是——触手可及的地方，一片汪洋。 然而，这种快乐绝不是劈头盖脸的吵闹，而是一种放松的快乐，它能让坐了一个多小时公交车的疲惫的身体瞬间放松下来，是骷髅里的小灰质。 也受到空气弥漫的阳光的感染，从银行里热闹地调着快乐的歌曲小调，指挥着鼻腔哼唱着，踏着石板，把拍照的汉服男女分开，愉快地向旅行的地方前进。
在去喜洲镇郊外海舌公园的路上拍摄。 作者拍摄。
“不管是步行还是骑马，喜洲离楚地公路只有一天的路程。 喜洲临湖，靠山。 山的高度是14000英尺。 喜洲的平均海拔约为6700英尺。 整个地区以农业为主，以大米为主食……喜洲是一个农村城镇，大约一千年前的唐朝，它首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 ”
著名人类学家许煀光，是一位学者，也是严谨的专家
(同样无聊)
的语言是这样描述这个村子里的城镇的。 那是一九四一年底，中日战争的烽火已经蔓延到滇南地区，日军在昆明时不时的空袭已成为了家常便饭。 但是，在喜洲，战争似乎就在天边。
与地处洱海以西的舌公园已经商业化的双廊景区不同，这里的商业设施仅限于沿途路边四五家喜洲本地卖水果、小吃、饮料的摊子，进入公园后几乎没有商业设施。 这种黄昏时的阳光透过云洒向四面的现象，在当地被称为“耶稣之光”。 作者的拍摄技术很烂，完全没有出现当时看到的令人震惊的景象。 从喜洲镇在四方街打一辆摩托车就到了海舌公园。 其实可以走，但作者太懒了，不想走。
对这位人类学家来说，这里简直是世外桃源，古老的传统像呼吸空气一样重复着，千百年的岁月积淀而成的礼仪随处可见。 对某些人类学家来说，喜洲可以说是乱世天赐的宝库。 难怪他在这里汲取的灵感和材料足以支撑两个震动学界的经典名产《祖荫下》和《驱逐捣蛋者》，把这个滇南洱海边的小村镇作为中国文化的经典样本。
这两本书背在我的包里。 被堵塞的裤子完美地保护着，在酒店的房间里让他们拿出来的时候，有着很久没有更换衣服的特有的汗味。 我很想想象，如果许烜光老师捏着鼻子从书里出来，回到喜洲，这个城市给他的感觉，会和70多年前一样吗？
确实，他绝对不会迷路。 在他的《祖荫下》中，他绘制并解说了简单的喜洲地图：
“喜洲没有围墙，镇容似乎没有计划。 镇内只有一条大道，从北到南贯穿整个城镇。 其他东西向的小街与大道交接，间隔不一，几年前，喜洲修建了四个镇门，大道两端各修一个，一个修在东边一个街尾，一个修在西边一个街尾。 这样，晚上很安静，如果更夫有更多的时间，町门就会关闭，町内和町外就不能通行了。 ”
人类学家许烜光在其经典名作《祖荫下》中描绘的喜洲镇的概略图。
除了半夜阻断交通的4个镇门如今已经形同虚设外，喜洲小镇的街道与徐烨光描述的差不多。 只是，街道和小街都修得很宽，变得更宽了，更容易走了。 但有时，曲折的小街依然散发着它悠久的魅力，迈着愉快的步伐，不知不觉中被引向某个宁静的历史深处，给看不见路的旅行者带来突然的惊喜。
喜洲镇建设的四个镇门之一，正义门。 作者拍摄。
1阴谋、背叛和战乱：
不那么高兴的喜洲过去
要说喜洲最古老的历史见证者，那就是包围喜洲的苍山洱海。 千百年来，他们看着拥抱着的这个村镇，无言地记录了它的历史。 之所以说“无言”，正如许焱光所说，是因为它自唐代起就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但在过去千年的岁月里，却奇迹般地逃脱了与文人雅士笔墨的浸染，如同上天的馈赠。 就像苍山下留洋独立的美人，静静地在洱海岸边映出自己美丽的影子。 虽然囊括了旧书中，但只不过是很少的数字。 只有做好学者的考证，才能将其从历史的深渊中浮现出来。
喜洲的历史拍摄于见证者、洱海、海舌公园。 作者拍摄。
喜洲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载，出自9世纪一位名叫韦齐休的官员之手。 823年，他奉命出使南诏王国。 他记下旅途见闻的笔记《云南行记》，在岁月的长河中烟消云散，如今只剩下一句话。 「
(南诏) )
有十眼皮。 夷语的“睑”是“州”……大厘睑也叫史睑”。 除了“大厘睑”和“史睑”这两个喜洲的老地名之外，就没有更多的信息了。 四十年后，另一位名叫樊央的文士，镇守安南地区的安南经略作为蔡袭的幕僚前往云南。 他的《蛮书》幸运地被摘录在《永乐大典》上，因此保存至今。
根据樊纶的记载，喜洲-大厘的历史开端，是一个背叛和野心的故事。 周边的大和城原本居住着被称为“河蛮”的部落。 南诏开国君主蒙归义
(即匹罗逻阁于734年向长安派遣使节，朝贡唐玄宗称臣子，故皇帝赐蒙古归义) )。
原是云南六大独立王国六诏
(诏书乃王之意() ) ) ) ) ) ) )。
蒙舍诏的首领之一，他雄心勃勃地相继征服了三诏。
到了737年，他又把双手伸向河蛮的领土。 他是侄子，与诏书的首领梅洛皮联合起来对河蛮发动了攻击，成功地将他们逐出了自己的世界居住地。 蒙归义得到太和城，并在其附近修建阳苽咏城，作为自己的统治中心。 然后，何罗皮获得了大厘城。 他显然很喜欢这个新战利品，“这个城堡里很多”。
但是，仅仅几个月后，蒙归义向自己的侄子发动了袭击，让对方逃跑，将大厘城吞进了肚子里。 蒙归义在大厘城以南二十五里的地方建造龙口城作为屏帮。 使大厘城、大和城、阳苽城成为他三个最重要的统治重镇。 738年，蒙归义征服了所有五诏。 唐朝为了表彰他雄心勃勃的成就，正式封他为帝国认可的“云南王”。
描绘了南诏王国神授予君权的国史长卷《南诏图传》局部。
蒙归义作为南诏的创立者而闻名，但他身后的名声并不一定像生前那样高。 比起他南征北战一统南诏的赫赫战功，人们更想记住他的背信弃义。 14世纪出现并被后人广泛引用的云南史籍《白古通记》记载了蒙归义是如何通过阴谋统一五诏的传说。 其源头可能是背叛侄子而大获全胜的史实。
在这个传说中，蒙归义为了吞噬五诏，用易燃的火把建造了火炬楼。 然后装作猩猩，把各诏召集到火炬楼举行酒宴。 识破蒙归义诡计的，是被他夺走大厘城的侄子梅洛皮的妻子，一个叫慈善妃的聪明女人。 她说服丈夫不参加这个鸿门宴，但丈夫被蒙归义遏制的强势却不得不去。 出发前，慈善王妃把钏套在丈夫的手臂上，作为见面的信。
果然，结果出乎慈善王妃的意料。 蒙归义在五诏首领在火把楼上享受酒宴的时候，放火焚烧了建筑物。 简单地毁灭了五诏的首领，统一了五诏。 无法识别被烧成灰烬的遗体，只有慈善王妃用那只钏识别出丈夫的遗体，并将其放在上面埋葬。 但是，她的机灵暴露在蒙归义的垂涎中，被迫让她和自己结婚。 失去丈夫的慈善王妃决定和这个残忍狡猾的屠夫战斗到最后。 她关城坚守，结果悲剧，她最终绝食而死。
这个传说唯一真实的部分，是蒙归义残忍狡诈的气质。 翻阅南诏史料，可以看出这个狡猾的立国政权，对自己的宗主国也很少叛教。 其理由是南诏扩张领土的野心，以及唐帝国派驻云南官员施行暴力、苛政的刺激。 南诏与唐帝国最初的冲突爆发，距离唐廷的册封蒙被归罪于云南王不过12年。
根据南诏于766年建立的《南诏德化碑》，这场冲突的原因是唐帝国云南太守张虔陀的残酷和无礼。 张千陀勾结西藏、爷人和其他力量图谋南诏领土，侮辱南诏国王，欺骗归化的儿子阁罗凤。
唐代的官方史料也支持这一看法，张虔陀的许多罪名包括：“与南诏王的妻妾通奸。 南诏经常谒见妻子和都督，虔陀都是私人的”。 大臣罗凤多次派使节到唐廷发表意见，唐廷派大军镇压。 最终，被逼入绝境的阁僚罗凤于751年与西藏结盟，联合起来对抗唐军。
这场战争以唐军大败告终，但战败的消息被有意掩盖，皇帝信任的宦官高力士向他抗议。 “云南人服丧数人，拥兵兴之，陛下何来制之！ 大臣一旦惹祸，害怕无法挽回，怎么可以放心呢！ \"但是，皇帝只回答了“卿勿言朕徐思之”，——帝国没有任何反省的迹象。
这场不必要的战争对普通百姓来说，代价更为惨痛，他们被朝廷强行壮丁拉上来，送上前线成为炮灰。 几年后，一位名叫白居易的诗人见到了一位右臂断了的八十岁老翁。 他好奇地问老翁手臂断了的原因，听了令人作呕的话：
“没有什么天宝大征兵，门上只有一把。 你要去哪里？ 五月万里云南行。 道云南有泸水，青椒花落瘴烟。 军队像水一样淹在水里，没有死十个人，两个人，三个人。 村南村北的哭声凄厉，孩子另一个爷爷和女儿丈夫的另一个妻子。 云前后征蛮人者，千万人不过一次。 ”
樊绰《蛮书》武英殿版原件。
为了逃避这位即将到来的兵役，当时只有二十四岁的老翁用铁锤亲手折断了自己的手臂。 这条折断的胳膊“一直风雨交加，夜晚也很冷，痛到天亮睡不着”，但他“不后悔”:
“否则，当时泸水头，身死魂飞，骨不入。 应该成为云南望乡鬼，在万人冢哭泣哦。 ”
到《蛮书》作者樊央抵达云南的862年，南诏与唐廷的关系经过一番较量，再次破裂。 当时已是晚唐末造，河北藩镇割地自雄已迎娶帝国，南诏王世隆亦乘虚进攻安南。 863年2月28日，安南都护镇守的交趾城陷落。 樊中央记述了唐帝国在安南统治的最后一刻。
袭击都护蔡已经四度纵身，右一臂投箭，身边随从已经战死，但仍在徒步战斗，最终死在海里。 蔡袭的家人70多人被南诏兵士杀害。 他剩下的400名部下逃到了海边，但发现没有船。
眼前滔滔不绝，背后有追兵逼近。 可以想象，这些遍体鳞伤的士兵，已经陷入了任人宰割的窘境。 然而，绝望中，《都虞侯元惟德，管都头谭可言》怒吼道，军法官傅门向官兵们喊道。
“诸儿郎等！ 水中没有船，就会下水而死！ 所有兄弟和每人杀两蛮贼，我这辈子也要占便宜！ ”
于是他们转过身来，带着拼命的信念反击回去。
唐军誓死反抗的勇气激怒了南诏，下令屠城。 只有樊央的右手腕上拿着箭，把安南都护的印章绑在身上，临阵脱逃。 他成了这场惨烈血战的唯一幸存者和证人。 在《蛮书》中想起了这场战争的最后，他写了四个字：“行坐痛”。
没有证据表明樊中央曾经去过大厘城，那里毕竟是南诏统治的核心地带。 在后人看来，他对大厘城的记载只是一手史料，而在当时，他也只是军事情报收集的整合。 他意识到了这个地区的重要意义，但他当然没有想到，当时愤怒的南诏王国，最后的终结者来自这个地方。
苦战40年后，南诏王位被宰相清平官郑买嗣篡夺，南诏王族八百多人全部被杀。 郑买嗣建立的大长和国家一样永远不国祚，仅26年就去世了三世。 他的孙子末代君主郑隆亶被东川节度使杨干贞杀害，后者建立了更短命的政权大天兴。 推翻他的人，是被认为出生在喜洲的段思平。
关于段思平的出生，喜洲有很多神话。 其中之一，是他的母亲在喜洲赤佛堂院旁的梅花树结的李子所化。 937年，段思平率兵打败杨干贞，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被称为“大理国”。
段氏家族统治超过三百年，云南也因此享受了三百年的太平岁月。 段思平因为以佛教为国教，所以上行无效。 人们相信这里是观音菩萨特别喜爱的地方，先后18次化身教化这片土地。 这个奉佛笃的国家也被称为“妙香国”。 13世纪访问大理的名士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写道。
“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 人非老壮，手无寸铁。 一岁期间，禁食几个半月，绝对不能吃肉。 已经到了斋完乃。 去那个地方的人，会暂时完全消除别人的名利之心。 ”
直到蒙元帝国忽必烈大军南征，大理国被蒙元帝国吞并，大汗格外施恩，任命大理国末代皇帝段兴智为大理总理。 从元代开始，这个曾经名为大厘、名为史睑的地方，突然设在“喜洲”，在《元史地理志》年被称为“喜郡史城”。 喜洲这个名称，从这里登上了历史舞台。
2叫我“喜洲”吧。 欢乐时代的开始
“喜洲”这个地名，在元代不可思议地突然出现，旋即消失，后来，不知不觉就成了这个地方的固定地名。 明清时期云南的方志和笔记，这个地方至少有“大厘”、“大利”、“史睑”、“喜郡”、“史城”、“喜州”等多种名称。
喜洲古董店的木雕菩萨像。 作者拍摄。
17世纪初期佘名云南史志著作《滇纪》将“喜州”误称为“史城、太和县喜睑村”。 元尝置喜州，旋废，将“史”伪装成“喜”。 ”而“史城”的由来，据同一时期的万历《云南通志》，“隋史万岁巡西洱河驻此”，故有“史城”之称。
虽然这个逻辑听起来很合理，但20世纪语言学和民族学的传入，彻底颠覆了古人这种理所当然的臆想。 然而，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东南亚、南亚次大陆、中华文明的交汇地，种族和语言的混合频繁，也随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猜测。 虽然被认为是羌语、白话等，但始终不一致。
到2013年，两位青年语言研究者赵云和王育珊发现，喜洲所有古称的词源可能只有一个。 这是由梵语“Sri”的音义组合而成的汉译。 公元7世纪，佛教经由印度、缅甸和西藏三条路线传入云南。 从南诏到大理政权，有使用梵语汉译人名、地名或物名的习惯。 例如称君主为“摩诃罗嵯”
(梵语Maharaja意译为“大王”) )。
是典型的例子。
描写了大理国君主崇敬佛法的《张胜温画梵像图》。
“Sri”在梵语中是“喜福吉祥”的意思。 根据语言学的对音法，“史”和“厘”都是“Sri”的对音。 更奇怪的是，“厘”在中国古代，本身就是“禧”的通假字。 由此，喜洲令人眼花缭乱的古称，都统一为同一个意思。 意思是想用喜洲的地名传达给来访的人。 是喜悦和吉祥的。
那么，喜洲人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的呢？ 老实说，如上所述，喜洲的历史并不那么可喜。 以背叛和抢劫为开端，以叛教较少的暴君、剑影的战乱、野心勃勃的政变和抢劫为中间装饰。 这也许能在喜洲人崇拜的“本主”那里找到答案。 “本主”是白族崇拜的地方守护神。 神灵们不仅包括民间神话传说中的神灵和英雄、佛道中的神灵，还包括许多历史人物。
在喜洲崇奉的十六位本主中，与机智、贞烈、残忍的南诏王蒙对抗归化的慈善王妃被尊称为“柏洁夫人”。 祇中包括大理国祖师段思平的祖先，曾任南诏清平官段宗榜，后人开创的大理王朝，给云南带来了三百年的和平，被尊为“中央皇帝”，掌管云南五百条王爷。
柏洁夫人，即南诏传说中的慈善王妃、云南甲马(相当于北方的年画神像)。
这些主像都供奉在喜洲市坪街的九坛神殿里，享受着喜洲人的虔诚烟草和祈祷，在祭神比赛中与民众一起载歌载舞。 南诏的历代君主和狡诈、背叛、暴力的历史被轻轻抹去，没有一点痕迹。 只有贝尔杰夫人的慈善王妃以机智和勇气对抗南诏暴君的传说脍炙人口。 ——这个传说当然不是真的，但它可能是一位求真务实的历史学家的善意觉醒。 最终能从历史中脱颖而出的，还是给人们带来欢乐的传说和英雄们。
3贫瘠的礼物：
追名逐利所创造的喜悦之地
在喜洲，除了梦幻般美丽的蓝天白云外，最令人惊叹的，还是白墙灰瓦的古建筑。 他们的年龄也至少在一百岁以上，翘起的房檐角却在蓝天里欢快地跳来跳去，像艳阳下从海水里伸出鼻子的海豚，哼着幽幽的欢乐小调。
典型的喜洲民间之窗。 作者拍摄。
即使是墙壁连成的白色，在正午的阳光下也不会耀眼。——年的岁月赋予了它独特的深邃，但并没有深到孤独。 白色的墙壁像蛋壳一样的画纸，人们都在兴奋，心里有想要涂点什么的冲动，但又担心自己拙劣的绘画技术会不小心把它毁了。 所以，留给更自信的人吧。 例如，那些工匠，只要是白色，就能配以明亮的白色、牙齿的白色、黄色的白色、乳白、白灰等不同的颜色，和谐地共生在墙壁上。
石青、石绿、蛋青、秋葵、土黄、丹朱，这些国画中的通俗颜料，一经绘在斗兽梁上，立刻赋予了它们木雕的鸟兽草木活泼的灵性。 在老房子的大门口，我看到了两只臀部翘起的木雕狮子，如果不是因为身体被涂成了土黄色，被狮子的脸用一种奇怪的表情背叛了，乍一看，那就是一只真正的小猫正要从斗拱里跳出来，扑向胸膛
喜洲白族的建筑特色，令人眼花缭乱的雕塑。 作者拍摄。
然而，给眼睛带来海啸般冲击的，却是一个复杂得不可思议的拱门，雕琢精巧，色彩绚烂，层层重叠织成。 只要盯着它看五秒钟，就能把人拖入美学的密集恐惧症。
“你看，城外的牌坊又大又美，整体都是大理石的，而且有好几个。 一进城，就像到了英国剑桥一样，街道旁流着活水； 一进门，就可以洗菜洗衣服，但污渍很快就会流走。 街道整齐，商店多，有图书馆，馆前矗立着大理石牌坊，字贴金！ 有警察局。 有宫殿般的深宅，都是雕梁画栋。 有很多祠堂，大家都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用这么多感叹号，加上小学生优秀作文般的表达，真不敢相信这个字出自文学大家的老舍之手。 但这也多少说明了突然的惊讶有时会剥夺灵感的问题。 特别是对天生敏感、好动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这是在面对世界顶级艺术品时，人所能做的只是避免下巴脱位，避免眼球从眼睛里掉落，平时涌起泉水般的文思届时很可能只会吐出脏话。 听听合理冷静的——，或者无聊的话吧，以免这种措辞过于夸张而尴尬。
“许多民房
(即白族) ) )。
连接住宅两层楼房结构。 多用砌石或砌石，在上面涂白灰或黄石灰。 屋顶用瓦覆盖，室内地面用砖或地板。 住宅大门(与中国更是云南省大部分其他地区不同) )。
他的雕琢技术非常讲究。 门楼是砖砌的，高约七八英尺，而且像其他几堵墙一样铺着石脚。 门楼和与之相连的横梁都经过精心雕琢。 屋檐上有各种各样的几何图案，也有山水风景画。 人们先把画上色，再在上面涂上清漆。 住宅的屋顶是檐状的，看起来像北京的故宫。 “令人目眩的斗拱和木雕装饰。 作者拍摄。
这个描写当然出自许煀光之手。 然而，这位人类学家眼中的喜洲建筑所蕴含的意义不仅仅是美学和实用主义的——。 事实上，许烜光对喜洲建筑的实用性颇有微词。
“第一，所有的住房对主人家来说都太大了，不仅几间小房子空着，而且整排房子都空着没用。 第二，房子的前缘很宽，一楼的大部分房间都是。
(使用率最高)
很暗。 庭院周围全是房子，院内阳光照射的时间很短。 第三，除了二院式住宅中间的一排房子外，一楼其他房间通风不好，室内很潮湿，二楼的房间，通风很好，但避开风雨。 屋顶的瓦片粘得不好。 雨季到来的时候( 5月到9月左右) ) ) )。
在二楼的室内很难找到干燥的土地。 这样的住宅，在赏心悦目的美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大大地剥夺了住宅本身的实用性。 但诚如许煀光尖锐指出的：“与其说住宅是每个家庭栖身的舒适之地，不如说住宅是整个家庭——死了、活着、未来家庭——社会威望的象征。” ——房屋装修越雕梁画栋、人事增华，空置的建筑面积越大，浪费的空间越多。 这些无用之物的有用性表明，房主有足够的权力、财富、威望，就能在这些无用华美的装饰和闲置空间里安逸地度过，而不是每天为栖身之所瓦和果腹之粮而奔走的升斗小民。
因此，喜洲老屋像鱼鳞一样重叠挂着的各种额头，也就不必感到奇怪了，也许玄关上、屋子里，有时还会同时挂着三四个写着名官或光荣恩典的匾额。 眼花缭乱，深深佩服这不愧是书的香门第一，世代的簪子。 不过，正如许烜光故意暴露的那样，这些家族功名荣耀的匾额里水分很大。
喜洲人对匾额有着近乎狂热的执着，在喜洲的老房子里可以看到很多匾额。 作者拍摄。
“有些匾额上刻着‘医生’
(适合各种级别的官职。 这个称号可能会授予曾担任县和地区政府第三助理的老父亲。 ）
表示这个家庭是“医生”的家。 但是，匾额上没有明确记载属于哪个级别的“医生”，也没有明确记载获得该荣誉的人的名字。 有些匾额上刻着金灿灿的四个大字，标志着家族的“深厚蒙皇恩”。 这样的匾额可能只显示了家族之一是光绪皇帝时的府学之一。 他可能已经通过了初试，或者用钱买了这个学位。 这样的荣誉在中国其他地方没有人刻上牌匾。 喜洲镇也将这一荣誉刻在了“初鞋仕途”上。 在这里要为喜洲辩一二，这种家族荣耀的匾额实际上有的是。 在四川、贵州、福建考察时，经常看到这样的雕工细节豪华、朴实无华的匾额到处挂着。 有些匾额与宅邸主人的家人无关，只是花钱买来作为大厅的装饰。 追名字是人性的本能，就像飞虫追灯光一样。 而且，喜洲人打着这些匾额也不是沽名钓誉。 调查这个村子的历史，就知道喜洲足以承受其头顶上的匾额。
明清两代，喜洲共有34位进士和180多位举人和贡生。 作为西南地区偏远的村镇，几百年来文风的兴盛，即使目的是为了功名利禄，也值得称赞。 喜洲人对文化的崇信之深也随处可见。 那些白墙上经常写着韵语格言和诗歌。
这些文字不仅写在白色的墙上，还写在照片的墙壁和砖雕上，参观老屋时抬头一看，发现廊梁柱里也嵌入了治家的格言。 访问喜洲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父母拿着牙学习语言的孩子，正指着墙上喜洲前辈留下的诗词格言，不厌其烦地教文字识别。 说整个喜洲镇都是国语教科书一点也不过分。
这些写满诗文格言的建筑装饰也有异类。 许煀光在一所房子的墙上，看到了一幅无法形容的有趣的画。 “画中有四种交通工具。 画的左侧是一座五层的摩天大楼建在海滩上。 海上有轮船，空中有两架飞机，海岸上还有一列火车。 大楼前车夫在追马车”的奇特景象是“那艘船好像要被冲上海滩。 两架空中飞机好像要相撞了。 马车的车夫似乎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马车会被飞来的列车轧得粉碎”，这与大型交通事故的现场很相似。
但这幅画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表现了新时代的风气，却是用传统手法描绘的。 如果说其背后有什么深意的话，那就是尽管地处西南，但这个村镇并不封闭，而是想以开放的心态拥抱这些外来的新鲜事物。
这座画有有趣壁画的宅邸，属于喜洲四大家族之一的严氏一族。 时至今日，严家大院依然保存完好，是喜洲游客打卡必去的网红景点。 和以前的世宦看门人相比，严家大院的历史很年轻，建于1919年。 创始人严子珍也并没有功名或当官，而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在喜洲，商业和官吏是个人和家庭出人头地的两条大道。 在刻板印象中，传统的社会官与商是两条路没有交集的岔道，但对喜洲人来说，官与商的界限并不明显，朝高官和巨商大贾也同样受到乡下人的尊敬。 这一切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喜洲是一片富饶的土地，相反，是一片“土瘦水寒，物产吝啬，五谷交纳，年贡不足”的荒凉不毛之地。
随着明清时期人口的增加，原本短缺的资源已无法养活当地民生，正如《大理县志稿》所述
\"清雍、干、嘉、道之间，人口沉重，生活困难. \" 为此，喜洲人说：“穷改主意了，组团四方游，近则赵、云、宾、邓，远则永，腾、顺、云。 或走矿厂，或走夷方，都是靠一技一能和微薄的资金，在工商事业上处处打杨。 ”
从这个角度来说，喜洲的商业发展可以说是“贫瘠的礼物”。 严子珍经过坎坷的商业发展道路，成为一部特别感人、商战的经典连续剧。 小时候，父亲去世，母亲再婚，不得不将原来的姓杨改为严氏。 十五岁独立，靠微薄的贷款资本起家，终于在1903年创立了云南省最重要的商号之一“永昌祥”。
业务领域涵盖鸦片、白银、茶叶到生丝、面纱、机器。 其中沱茶名气最大，几乎占云南沱茶的一半。 该商号也广泛投资工矿、金融产业。 到1950年公私合营进行清产时，永昌祥国内有总号2个，国外有分号6个，国内有分号70多个，光流动资本就折合黄金1.5万两，其中不包括他的3000多亩田产和私宅房产。 总资产折合旧币人民币324亿元。 以购买力换算，相当于今天的4亿5300万元，这是1947年以后永昌号资本受损不再辉煌时的资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严家大院壁画上的火车、飞机、轮船，是严氏家族商业帝国扩张的主要方式，可以说是利用现代化的交通网络，将商品和资本扩展到世界各地。 以谋利为宗旨的商人，应该是对时代风向最敏感的人，也应该是最容易开放包容的人，为了获利，既可以遵循传统，也可以接受新事物。
由于货物和资本的流动，他的足迹踏上了天南地北的各地，必须寻找投资和获利的市场。 传统文化的乡梓宗族观念，让这些喜洲商人在外面获得的财富输给家乡。 就像喜洲的当地俗语“在外面赚钱，回乡散钱”。
这些资金，除了建设气派华丽的私宅外，还大量投入家乡建设，其中大部分流入公共教育资源。 严子珍独立捐赠10万元创办喜洲二级小学和女子小学，与其他富商一起倡导建设喜洲五台中分校和苍逸图书馆，慷慨资助乡村儿童到外面学习、出国留学。
而这些从国外回来的学生有着更广阔的眼光，通过自己的所学获得更多的财富，为自己的乡梓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端的喜洲这个小镇，是古老俗语“知识就是财富”的典型典范。 在名利心的天平中，喜洲人清晰地衡量知识的价值。 所以，这个城市，在乱世的洪流中，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支撑起海里有名的高等学府。
4战乱时代桃源：将欢乐进行到底
战争像手持镰刀的死神一样到处收割生灵，恐慌像瘟疫一样在难民中传播。 1938年，那场战火熊熊的夏日，华中大学在日军战斗机的轰炸下，不得不走上了漫长的避难道路。 处于这种地位的高等学校政府，就像散发着诱人香味的靶子一样，具有很强的灾害吸收能力。 从武昌到岳阳，从岳阳到长沙，从长沙到衡阳，这所学校在楚江湘水中流转，几乎到处战火纷飞。 这一年冬天，学校终于在桂林落户，重新开课。 但是，一学期还没有结束，桂林也陷入了频繁的空袭。
“那时，日本人扔炸弹的是燃烧弹，落地爆炸后就是火海”。 一个叫桂湘云的中国大学生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依然留有空袭时的恐怖记忆。 “每天上午9点、10点左右警报响起，我们从教室拼命向防空洞跑去。 在家里我们每个孩子都背上书包，里面装着衣服。 ”
疲于预警的华大师生，不得不在次年2月再次走上流亡之路。 这次，他们打算找一个读书声不会被轰炸打断的地方，彻底稳定下来。 但是很遗憾，他们的第一个选择是昆明。 当时的昆明，是震撼中国的西南联合大学所在地。 这所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名校组成的联合大学，是名师骨干、学生聚集的战时学术中心，至今仍像神话般闪耀着光芒。
华大的校长、优秀的教育家韦卓民也喜欢西南联大卓越的师资力量和昆明作为云南省会的地位，打算把华大搬到这里来。 但就在他计划移居昆明的时候，他遇到了喜洲严家大院的主人严子珍。 华大迁校云南的消息，对严子珍来说，似乎是一笔巨大的商务投资。 他敦促韦卓民放弃将华中大学迁往昆明，迁往喜洲。 面对韦卓民的犹豫不决，严子珍向他保证，华大的师生在喜洲会得到非常好的帮助和照顾。
不得不承认，将华中大学迁往喜洲，是一个极其明智的决定。 华大迁往喜洲不久，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三日，一百多枚空袭炸弹落在西南联大校舍。 此后的三年间，在昆明的联大学生当初在华大学子桂林的磨难。 在密集轰炸最严重的时候，联大生不得不每天疲惫地在警报的路上奔跑。 我想如果华大搬到昆明，一定逃不出这场抢劫。
共同学生们也发现昆明人对这些学术难民们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友好的态度。 一名大学生抱怨说：“云南人诚实朴素，但仇外心理非常强烈……他们从来没有快帮过我们，但好像故意不能和我们在一起。” 昆明人和联大教师的磨合持续了将近一年才成为好朋友。 战争升级，物价暴涨，不少联大学生不得不以典服为书，吃着沙砾、碎石、棉鼠粪便混合而成的联大特色美食“八宝饭”忍不住掏腰包。
相比之下，搬到喜洲的华大师生发现，自己可以说来到了梦幻般的世外桃源。 他们刚到，受到以喜洲当地严子珍为首的严、董、尹、杨四家人和大部分镇民的友好欢迎。 他们打扫了宽敞的大慈寺，作为华大的临时校舍。 学生们住在喜洲各家的祠堂和住宅里。 日军的战斗机对这个偏僻的城市没有任何兴趣。 这里仿佛是时间按下暂停按钮的遗忘之地，处于两个互不干扰战火外界的时空。 读华大师生对喜洲求学的回忆，就像看暑假游记一样。 尹尧举的学生兴致勃勃地描写了喜洲怡人的气候和风景：
“云南喜洲四季如春，一套西装就能穿四季。 一件毛衣就能过冬。 喜洲以西有苍山，东边毗邻洱海……这是一个比较安静，山清水秀的城市，大家都很喜欢它。 很多来自沦陷区、广东和香港的同学都很舒服。 去大理的外国人称喜洲为“小瑞士”。 ”
他还说，夏天他们“躺在洱海畔柔软的沙滩上睡觉，就像鸭子一样”，每到假日，学生们就出去郊游野炊。 当然，对学生们来说，除了学业以外最重要的是填饱肚子。 喜洲的华大学生们对当地低廉的物价和新鲜的美食感到惊讶，有的学生回忆说。 洱海“水又蓝又干净，湖里有很多鱼，有一种叫弓鱼的鱼，非常好吃”。 喜洲的回教徒说：“每天杀一头牛，做汤，肉切成一块。” 肉是要花钱的，但是对于贫困的学生们来说，免费的醇厚肉汤可以喝到饱。 另外，“喝牛奶放乳扇和鸡蛋，买夜宵回来，放糖。 他们买水蜜桃糖吃。 也不贵。 当时是悉尼
(松明梨)。
，红的，酸的，还有一种绿色的悉尼，很甜”，而且朴素的喜洲人卖梨几乎都是买一个，价格更便宜。 最让这些一向饿肚子的中国大学生感动的，是喜洲人的热情款待充分满足了这些年轻学子贪婪的胃口。
“喜洲的四大家族和普通居民只要举办红白喜事，都不忘邀请华大师生三天
男学生毫不客气地连续三天成为理所当然的客人，乘机“咬咬牙”。 很多女学生只去庆祝一次)。 很多当地的女孩想让华大的女孩成为她的姐妹。 我妹妹结婚的时候，让我化了妆，送来了花篮，依依不舍，很感情，让本镇乐队唱得很热闹……我们走出校门多远，到吃饭的时候，就会有人带我们回家。 他们有饵料、牛肉干、烤鱼牛奶、烤白菜牛奶等，非常好吃。 学校里完全没有。 吃完也分文不取，所以不能白吃。 ”
喜洲大慈寺，现在正在建设“华中大学西迁纪念馆”，图片来自《华大之声》。
在喜洲人的热情帮助下，华中大学也投了桃报李。 喜洲乡绅兴起的五台中学，成为中国大学生的教育实践基地，解决了困扰当地的师资问题。 华大在生化理工学科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让喜洲商人找到了投资机会。 他们帮助学生在喜洲开办酒精化工厂和制革厂，设计花溪水电站。
喜洲也因为华中大学的所在地，成为众多流亡云南的学术大师们络绎不绝的考察之地。 西南联大教务长、历史学家郑天挺于1944年7月从昆明抵达大理进行访古考察，专程前往喜洲。 他说喜洲“风景优美”，从某种意义上说，喜洲之行与华大师生的接触，让他焦灼的心得到了安慰。 此时的西南联大正处在一场激烈的内讧中，北大和清华之间在资金分配问题上争执不休，联大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
如果抗战不在1945年结束，西南联合很有可能步当初西北联合的后尘，以解散告终。 这与华大在喜洲遗世独立的纯粹学术环境形成鲜明对比。 另外，作者作为导读引用较多的人类学名作《祖荫下》的作者许烜光，也是学术内讧的失败者。 他原本在同门兄弟、社会学家费孝通的邀请下，在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实地考察站”工作，与同事、西南联合社会学系教授陶云逵一直发生矛盾，被开除，不得不离开。 华中大学立即聘请他任教本校，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完成日后举世瞩目的人类学名著。
在战争肆虐的乱世中，喜洲成为学术净土。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奇迹。 但是，这个奇迹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有道理的。 这是一项以商业和功名踏足今天西南村镇的富有远见的文化投资。 所有热情欢迎华大师生的喜洲人都是投资者，他们几百年来投资商业和声誉的眼光看到的回报之厚，就在于把这座古老的传统小镇融入了现代化的潮流。
我离开喜洲后，在云南近代的文献中偶然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文件。 是1941年4月23日的《云南省政府公报》
(密党字1796号)
《令为据呈大理县已故绅民严子珍遗嘱献金为个人冠军请予褒奖一案仰即知照》。 3个月前去世的严子珍特意在遗嘱中为“抗战七七献金运动”捐赠了1万元的国币。 这是华中大学将学校搬迁到喜洲的邀请者，是喜洲商帮导师人生的最后一次投资。
夜晚的喜洲。 到了晚上七点，喜洲的各家商店都已经摆上了门帘，整个城市也陷入了安静的安眠之中。 作者拍摄。
可以说财富和文化在喜洲达到了和谐的循环。 名利之心也成为了这个城市在时代中驱动前进的马达。 文化是它的机芯，钱是它的齿轮和润滑油。
这个马达藏得这么好，走在喜洲的大街小巷，根本闻不到钱的铜臭味，满眼都是书香。 皎洁的天空，白云，洱海的波浪闪闪发光。
作者访问喜洲正值春天，城外漫山遍野的油菜花。 作者拍摄。
青瓦白墙下，小心翼翼地潜藏着绚烂复杂的斗拱逼人的富贵气息。 额上光宗耀祖的金字在深褐色的木纹中越来越斑驳，壁画里的诗词歌赋和格言警句永远吸引着咬牙切齿的孩子们的目光。 阳光如此温暖，连小贩和游客的讨价还价都变得如此平静。 城外是油菜花田，吸引游客拍照，人人都带着喜悦的笑容——他们眼前是财富的金色。
作者|李夏恩；
编辑|徐悦东； 贾斯汀；
校对|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