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杨靖
托马斯贝克特被杀了
1927年，T.S .艾略特在名诗《麦琪之旅》(「Journeyofthemagi》)中借历史人物之口发表了灵魂的质问。 “人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我们上下求索。 八年后，诗人在诗剧《大教堂谋杀案》 ( murderinthecathedral )中对此作出了回答。 正如剧中的主角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尔( Thomas Becket，1118-1170 )一样，历史上“真正的圣徒”是“拥护(教堂)”，更令人惊讶的是，贝克特死后两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
1935年，文学评论家切斯特顿( G. K. Chesterton )应邀与诗人W. B .叶芝一起观看艾略特诗剧在水星剧场( Mercury theatre )的首演。 被称为“悖论王子”的切斯特顿，国王派了四个杀手去坎特伯雷修道院——，用“他们在那里杀了一个叛徒，但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圣人”这样狂野的妙语概括电视剧。 贝克特成圣这一历史事件最早刊登在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 这样描写了万民巡礼的盛况。 “信徒来自全国东西南北，人们一起奔向坎特伯雷，感谢济世救命的恩主，缅怀大恩大德的圣徒。 ”当然，除了表达敬慕和崇敬之情外，很多人拜谒圣人也有现实利益。 ——教会僧侣收集贝克特殉难时流动的血水，放入铅制的“圣瓶”，命名为“圣托马斯水”。 瓶子上刻着“托马斯是德高望重的济世良医”的文字，卖给朝圣者——就叫做“治百病”。 就像简奥斯汀笔下的“神奇疗效”英国温泉一样，“圣地”坎特伯雷的名声瞬间传开，吸引了无数来自本国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朝圣者。
1538年，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下令禁止民间对圣托马斯“淫祭”，“取消其圣号，破坏遗骸”，但这最终还是抵挡不住愚夫妇的虔诚信和热情。 亨利八世去世后，供奉托马斯圣体的小教堂得到修复，朝圣之风卷土重来，愈演愈烈。 到了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对此感到痛心，在《英国史》(1754 )中写道：“每年有十几万朝圣者访问坎特伯雷，拜谒大主教的墓。 好名字的心……有这么多反响，真的很悲伤。 启蒙人类最伟大的天才所仰慕的，还不如这个冒牌货圣人——。 他的工作是可憎的，他孜孜不倦追求的目的只是残害人民。 ”
问题是，被教会称为道德君子的大主教，为什么被启蒙学者称为优秀的“假圣人”？ 在英国中世纪的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贝克特之争”( Becket\'s Dispute )之争到底是什么？
贝克特是第二代法国移民，出生于伦敦一个商人家庭。 他早年在默顿修道院学习，后赴巴黎学习，学习后回来，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博尔德( Theobald )的书记。 在同时代的人眼里，贝克特以“聪明、迷人、威严”受到大主教的赏识，不久就被提拔为大教堂执事长。 155年，贝克特迎来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机会，在——大主教的推荐下，国王亨利二世任命贝克特为英格兰最高法院法官，还兼任枢密大臣。 由此，开启了君臣得到的“蜜月”。
亨利二世于1154年成为继承人。 在此之前，他通过继承和婚姻获得了诺曼底、安茹和阿基坦，建立了横跨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的安茹帝国( Angevin empire )。 作为孔雀王朝的创立者，亨利二世的雄才大略，据说人人都很聪明。 即位之初，像他的祖先一样，他大部分时间驻扎在诺曼底，更加注意欧洲事务，把英格兰视为欧洲大后方的粮仓。 国王精通法国和拉丁等六种语言，但只会说英语！ 因此，像贝克特这样出身贫寒的能臣也有必要成为“代言人”。 国王对贵族世家不满，后者竟依仗其“祖宗的庇荫”，在朝堂里咆哮。 “当时，如果男爵不拼命前进，私生子威廉是不可能征服英格兰的！ ”——贝克特是第一个就任最高法院法官的土著人，但也不是最后一个。 国王必须借机遏制自己出身贵族的气势。
当然，对于蛮横的贵族团体，更强大的教会才是国王的肉刺。 前者可以通过分封、报酬收购或分化瓦解，但后者是铁板一块。 从主教到教皇，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受到上帝的威逼，妄图僭越王权。 欧洲教权与王权的冲突由来已久，特别是10世纪罗马教会内部开始的“库里亚改革”( Cluniac Reforms )后，教会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大幅增加，“教皇权力开始超越各封建领主和种族、民族、语言的分界线，教皇权力的1076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通过下达“绝罚令(驱逐教籍)”，强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跪拜，欧洲各国君主吓破了胆。
克吕尼改革的结果之一，是创造了所谓“教会自由”的神话，即在世俗政权之上存在着只有神的“律法”掌管的天堂。 这也意味着教会的教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教职不受王命的指派，即使教士犯罪也不受王国司法的管辖。 历史学家认为，改革之初，英格兰的教会自由还只是“消极自由”，但安森布鲁( Anselmus，1033-1109 )就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后，迅速扩展为“积极自由”。 它把英国教会归化为教皇掌管的普遍教会，要求遵从教皇敕令( Pope\'s )，就这样，从上到下建立了以坎特伯雷大主教为首的“独立王国”——。 其中，一切事务均按教义教规“依家法处置”，程序保密，王国司法体系根本不可干预。 在“教产保护”的旗帜下，买卖圣职、贪污受贿、搜购财物盛行。 圣职晋升直接关系到圣职人员的权力、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当时的圣职人员兼做数职，所有圣职人员都可以享受圣薪，而且不必住在该教区。 就像今天的“空费”(实际上，在“教会自由”的保护伞下，教会内部腐败不堪，甚至让人感叹“在整个欧洲，除了僧侣剃掉的头和僧衣以外，没有其他东西能显示僧侣的存在”。
国王试图依靠贝克特的才能来限制教会势力的膨胀，但后者也没有让国王失望。 上任后，贝克特以强悍的方式维护王室利益，强行没收了有争议的教堂房产。 力司教区内的圣职由封建领主(王封臣)推荐任命，需要对不服的随从进行严惩。 当初推荐贝克特“入闱”的特奥博尔德大主教勃然大怒，说“叛徒”——大主教的本意是派他去敌人内部，暗中维护教会权益，但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个人一眨眼就成了朝廷的鹰犬。
但与此同时，贝克特受到国王的宠爱。 不仅单独起草了敕令大权，而且被赐予财富的巨额亿—— (不久国王就把王室名下庄园的房产全部交给了这位心腹大臣处理。 可以看到圣眷的兴盛。 关于两者的亲密关系，法国历史学家提贝里( Augustin Thierry )在《诺曼英国征服史》 ) historyoftheconquestofenglandbythenormans，1825 )中写道：“贝克特是他访问法国时，仅仪仗护卫就达数百人，远远超过了欧洲大陆的一般国王。 如此高调行事难免招致贵族的愤慨，但无疑更加赢得了国王的欢心。
162年，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职位空缺，国王决定由贝克特继任。 按照教会传统，这个职位必须由各(区)主教、修道院院长等召开教会内部高层会议进行选举，——考虑到贝克特的生活方式和学术声誉(他在神学知识方面特别欠缺)，通常的选举结果明显令人满意会议前，国王留言说：“如果选举不如意，坎特伯雷将从此成为英格兰王国的敌人。” 由于自己服从并为政治大局服务，教会高层放弃了抵抗。 同年5月，贝克特就任大主教。 6月，将正式举行加冕仪式。 王很满意，但不知道——。 正如他日后感慨群臣一样，——这时，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也许从进入大教堂的那一刻起，贝克特就坚定了“成为圣”的决心。 他的第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是，他以“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为由，不怕违背国王的美意，毅然辞去了王国最高法院法官的职务。 (巧合的是，三百年后殉教的托马斯莫尔以同样的理由回敬了亨利八世。 虽然国王内心不快，但考虑到往日的心情，同意了他的邀请函——贝克特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使他和国王之间产生了永远无法修复的反感。
更让国王吃惊的是，一向态度奢侈的贝克特上任后改变了常态。 他的私生活变得非常简朴。 他穿着粗布麻衣，每天只吃蔬菜、谷物和水。 除了日夜研究经文外，没有别的爱好。 尤其令人称赞的是，他不仅定期自己鞭打，还继续模仿耶稣基督每天给13个乞丐洗手。 不久，大主教神圣虔诚的信徒这个名字传遍了四周，直到罗马教廷。 在后者的默许和鼓励下，贝克特开始公开反命王权，努力维护教会特权——，从忠实的王室卫士变成了“国王的敌人”，顺利完成了人生的又一次华丽的“叛乱”。 这个变化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 overnight )，贝克特夸耀这是“上帝之手的巨大变化”。
作为“英格兰这头拉着沉重犁的两头牛”，国王和大主教的政教斗争非常相关，但其核心无疑是“神职人员犯罪问题”。 163年，贝尔福、温彻斯特和伦敦发生的凶案，都与神父有关。 ——人中，温彻斯特神父绑架了一名绅妇，在遭到女方家人反对后，杀了父亲，这变得可怕。 事实上，自亨利登基以来，神父涉嫌的谋杀案约有100起。 神父被控抢劫和盗窃的事件更是数不胜数。 然而，这些案件经教会法庭审理后，大多数都无法取得公正的结果。 在——贝克特的大力干预下，三神父案随后被移交给宗教法庭，不再可能。
正因为教会的人们独占享有的司法豁免权，教会的“魅力”变大了。 社会上各种闲杂人等行贿，缴纳一点会费，摇身一变就混进教会组织，领取圣俸，不仅衣食无忧，还能耀武扬威。 据不完全统计，曾有——名民众竞相加入，最鼎盛时期的教会会员数量接近英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令人震惊。 据史书记载，汉普顿县一座修道院里藏着歹徒，定期外出抢劫路过这里的商人，作为神职人员逃避——教堂的“圣职”，成为一切罪大恶极者的“护身符”，教堂本身也成了罪恶的渊薮。
在亨利二世登基之前，国家的人民已经饱受教会之苦。 怨声载道——人的不满主要来自于教会法庭的庇护和袒护。 众所周知，中世纪欧洲各国的世俗政权以严刑峻法著称，纵火杀人、抢劫者往往不得好死，但宗教法庭以上帝之爱的名义，对同样犯下重罪的会员从轻发落。 留置在修道院里监禁，外出十字军东征，最多不过是被教会组织排斥。 虽然是同一个国家的国民，却不能享受平等的待遇； 内教外的歧视如此明显，失去了公平公正的道路，更难堵住悠悠的闭口不谈。 为了控制舆论，教会当局又发明了莫须有的“亵渎神圣”之罪，企图假借“神圣”之名，禁止一切愤懑和妄议，从而引起人民的憎恶和反感。
国王对此不能视而不见。 国王从小学习法律，根据美国著名中世纪历史学家莱昂( Bryce Lyon )的观点，亨利二世是“伟大的法律改革家”，也是英国普通法的“真正奠基者”。——他废除了决斗法、宣誓免罪法和极端野蛮的神意审判法他任命了巡回法官，实行陪审团制，致力于废除贵族和神职人员阶层的司法特权——。 在他的任期内，英国的普通法(判例法)日益成熟，成为后世的典范。 正如丘吉尔在《英语国家史略》( ahistoryoftheenglish-speaking peoples，1956-1958 )一书中所评价的那样，“英格兰历代国王中有些军人比亨利二世更优秀
经过精心策划，1164年初，亨利二世主持了一次特别会议，向贝克特发起了反击。 会议通过《克拉伦登宪章》 ( constitutionofclarendon，《宪章》，这里指一系列司法原则和既定习俗)，以法律形式确认了自诺曼王朝以来英王对教会拥有的权力，其核心问题是圣职任命和神职人员犯罪如何贝克特在这次会议上措手不及，被迫签下同意，立即反悔，将内心的悲愤情绪密贴出来，向教皇提出“圣裁”。
在政教双方的对立中，作为教皇在英格兰的特使，贝克特以保护教会权利为己任，他说：“无论如何，俗人都不能成为神职人员的法官。 如果神父冒犯过他，他就应该在教会的法庭上得到纠正。”对于贝克特的观点，精通律法的王认为，教士的荣誉应该比俗人更高，有更高的德行，但至于犯罪，却不如俗人这也是权利和责任的相对等意思。 对此，贝克特无言以对，只能通过祭祀“至尊法宝”来对抗。 他辩解说，对神职人员来说，解除教职、剥夺神职人员身份是“最沉重的惩罚”。 另外，如果在世俗法庭接受审判，将违背“神之道”——。 根据《圣经》，一个人不应该“一罪双罚”。 事实上，直到流亡法国之前，贝克特在给国王的信中说：“你无权统治主教，无权把神父带到世俗法庭受审，全能的上帝应该由基督教神父由主教统治审判，由世俗权威统治审判——真是执拗不后悔。
根据历史记载，3354诗人丁尼生( Alfred Tennyson )在历史剧《贝克特》 ) becket，1884 )中，为了确保政教关系的稳定，国王最初有和解的意思，在密室里召见大主教进行游戏“你把你的国王关了起来，”亨利二世意味深长地提醒道。 但贝克特无动于衷，——的结果，让他“堵”了国王，同时也为自己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根据国王的意向，王座法庭( King\'s Bench )以贝克特大臣任内的“贪污”为名，命令其出庭审判。 根据审判中暂时追加“里通外国”罪名的——年《克拉伦登宪章》，教会相关人员未经国王许可不得擅自与罗马教廷联系。 经济事小，卖国罪大，贝克特见心情不好，只能仓皇出逃，同时在逃亡中不忘给教皇写信告状。
当时罗马教廷陷入内讧，教皇必须得到亨利二世财力的支持，即使知道贝克特受到“政治迫害”，也无能为力，只能进行模糊的中介。 在此期间，双方进行了几次和谈，但由于大主教立场坚定，毫不退让，王代表团屡屡无功而返，谈判陷入僵局。 和谈的转机出现在1170年。 考虑到当时6月坎特伯雷大主教流亡海外，亨利二世下令教堂二号人物约克大主教主持幼王加冕仪式，在贝克特看来，这无疑是对教堂传统和本人权威的公然挑衅。 贝克特向教皇上诉，亨利二世不得不同意恢复和谈。 最终，国王承诺恢复贝克特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地位，保证返回英格兰后的人身安全。 但是，前提条件是不能随意处罚贝克特主办并参加加冕仪式的教会相关人员。
12月初，贝克特在万民的欢呼声中回到伦敦。 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得到了人民的拥戴，教皇特命被加持到可以与国王抗衡的程度，悍然下令革除约克大主教等三人的教籍。 三位主教向国王哭诉，国王勃然大怒，当场大声喊道。 “谁能摆脱这个麻烦的神父！ ( will no-oneridmeofthistroublesomepriest ) )国王身边的四位骑士连夜横渡英吉利海峡，赶到坎特伯雷大教堂，杀死了贝克特。 据说以前布道的时候，贝克特预知了命运，但他没有选择防卫，而是听从部下的建议躲在大教堂(圣地)。 对于教皇也无可奈何的王权，他感到，直到死了，他才可能维护不了教会的特权。
这也是历史学家对他的正确评价。 “贝克特的学识无益于提出独创性的教会政策和改革方案，为了迅速树立威信，他选择在神圣和世俗的关系上表现出某种强硬的态度。 贝克特的各种措施可以归结为在短时间内消除权力合法性危机的目的。 ”——根据艾略特诗剧的看法，贝克特的“骄傲和野心”导致了他的灭亡。 法国戏剧家阿努伊( Jean Anouilh )也持同样的看法。 他在戏剧《贝克特，或上帝的荣耀》 ) becketoul\'honneurdedieu，1959 )中说：“成为圣人也是一种诱惑。 对——贝克这样的野心家来说，这种诱惑确实难以抗拒。”
但是，贝克特对罗马教会及其信徒来说可以说是死了。 历史学家吉尔贝洛克( Hilaire Belloc )对贝克特的死带来的巨大影响表示。 “舆论的浪潮迅速在——逆流而上不到一个小时，圣托马斯就成了烈士。 不到一个月，他不仅成为宗教的捍卫者，而且成为普通民众的守护者(伦敦的守护神)。 这些平民虽然一无所知，但坚决相信教堂的屹立是王权压迫下的坚强保障。”
突然，亨利二世听到消息后，经过三天三夜的禁食试验，决定向教会妥协。 他去大教堂向负荆道歉，并保证为大主教的死赎罪。 具体措施如下。 国王原谅了所有因拥护大主教而被驱逐的人，并承诺归还这片土地。 归还坎特伯雷教区所有由来已久的财产。 国王每年向圣殿骑士团支付经费，支持200名骑士到圣地朝圣。 此后，国王不得执行损害教会特权的宪章，也不得妨碍神职人员就教会事务向教皇提出申诉。 更重要的是，教士犯罪问题仍然必须由宗教法庭处理。
这是中世纪历史上著名的“贝克特之争”，结果，国王被迫向“圣人”贝克特低头。 尽管历史学家大多认同休谟的观点，但这位“圣人”却以“最无畏、最顽固的大主教，他的骄傲和野心伪装成维护宗教权益的神圣和热忱”——这一人生前的沽名钓誉寻求教会的特权。 违背整个政治社会的最高宗旨……由于特权阶级享有与广大市民截然不同的各种权利，他们实际上脱离了普通法，成为大国中的独特之人、“国家之国”。 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保护普遍利益而是保护特殊利益，所以他们的原则和目的与国民格格不入。 ”
显然，由于贝克特死后享有无上的荣耀，《克拉伦登宪章》难以实行，享有特权的教士长期逍遥法外。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麦考利(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在《英国史》 ) 1848 )中写道：“教会团体剥夺世俗当局的权力，是当今世界的大患。 ”。 半个世纪后，麦考莱的侄女三一威廉(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在《英格兰史》 ) 1926 )中，对于“贝克特之争”的不良影响，他说：“僧侣、牧师，甚至各种职业的人都向教堂人品不好的人们会被这样的保护和特权所吸引……亨利二世的轻率呼喊和几个骑士的鲁莽行为拯救了十几岁时犯下重罪的教士。 ——中世纪，人们最痛恨的圣职豁免权，在贝克特的死里活了几百年，殃及了几百年人民，这也是启蒙思想家痛斥他为“假圣人”的根本原因。
换个角度看，托马斯贝克特这个教堂授予的“圣人”，正是历史和民族罪人——，正如乔治奥威尔在《反思甘地》 (《reflectionsongandhi，1949》)一文中所写的那样，“所有的’——昔贤今圣，都是不可避免的。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