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人能给出金庸小说的确切读者数量，但没有人会否认其作品的巨大号召力。 有人说：“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金庸。” 这种说法并不夸张。 然而，回顾金庸小说在内地的出版历程，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由于主流文化对金庸小说的排斥，内地图书市场曾一度充斥着盗版金庸小说，甚至还有盗版小说。 以金庸为名的“假书”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
1994年，三联出版社出版金庸作品集。 以其精美的设计、编辑和印刷质量，以及相对低廉的价格，深受武侠小说爱好者的喜爱。 直到今天，读者还在三联出版社寻找它。 此后，国内其他出版社相继出版了梁羽生、古龙等武侠小说，整体风格沿袭了“三重版金庸”。 在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上，三联书店出版的这套金庸武侠小说，不仅创造了大众阅读的经典，也标志着金庸作品从此进入了主流文化渠道。
1.金庸与三联
金庸以及以金庸为代表的大陆武侠小说的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 1979年以前，虽然内地和香港近在咫尺，但书店和地摊上从未出现过武侠小说。
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坛复苏，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也有所增加。 1980年10月，《射雕英雄传》在广州《武侠》杂志首次连载，标志着金庸第一次正式进入大陆读者的视野。
事实上，金庸本人早在1981年就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此后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大陆的改革开放。 但长期以来，金庸的作品一直被排除在主流之外。 80年代初期，甚至有人将他和邓丽君列为两大“污染源”，但这并不妨碍无数读者为金庸构建的武侠世界所着迷。 正规出版渠道的堵塞，导致盗版金庸小说盛行。 许多版本质量低劣，错误百出； 有些人以“金永新”、“金永居”、“全永”等卑鄙手段盗用、冒用金庸的名字。 长期饱受盗版困扰的金庸本人也曾无奈地说：“有人冒用‘金庸’之名创作出版武侠小说，好小说之美我不敢掠夺；对于充满无聊打斗和色情描写的作品，难免让人不快。也有一些出版社转载其他港台作家的作品，并以我的笔名出版。我收到了无数读者来信揭发和表达他们的愤慨。”
80年代中期，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广受读者喜爱，将金庸武侠小说的知名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 1986年，著名红色学者冯其庸在《读金庸》一文中说：“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历史社会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在当代侠义小说家的作品中极为突出大众小说网，极为罕见。” 文末同意将金庸小说研究称为“金学”。 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包括三联书店在内的出版界的关注。
“1988年左右，我们很想拿出金庸的作品。” 沉长文回忆道。 沉长文表示，自己是标准的金庸迷，一直在努力接触金庸。 “后来我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人选。” 沉长文所指的人，就是香港知名报人罗甫。 他向沈长文介绍了包括董桥在内的香港文化界的很多人。 据沉昌文回忆，1989年初，在罗复的引荐下，他在香港结识了金庸，并与金庸商量了出版意向。 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一意图被流产了。”
1991年，已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的董秀玉有机会与金庸重逢。 “在香港工作期间，我多次见到金庸先生，我和他谈过三联出版他的小说，他都爽快地答应了。” 出版了自己的作品，也认可了董秀玉在香港的名气，所以两人一拍即合。
2.文化金庸
三联为什么要做金庸？ 对于这个问题，董修玉首先要给自己一个答案。 “武侠小说的口碑不是很好，我们得先说服自己。” 董秀玉笑着回忆道。 她坦言：“我有很严重的思想斗争，虽然我很喜欢看金庸的书大众小说网，也很想介绍他的书，但我一直在考虑三联品牌是否适合金庸。”
1992年底，董秀玉从香港三联书店调回北京。 当时，三联仍然租用地下室作为办公室，经营条件依然局促甚至尴尬。 在这个地下室，董秀玉梳理了发展战略，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发展蓝图：以本版图书为中心，畅通渠道，发展期刊群。 在这个过程中，董秀玉从出版商的角度逐渐厘清了自己对金庸作品的看法：“我逐渐形成了一个观念，我们的书应该分层次，包括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和中等层次的知识类书籍。 而通俗的书籍，我们不能只做宝塔顶上的那一点点。 但无论什么水平，我们都必须是一流的。 金庸以武侠小说着称，但本质上是一流的文学作品。”
董秀玉透露，那段时间，梁羽生和古龙的版权代理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表示愿意把版权让给三联。 “但我后来都推开了，不敢收了，这样的书多了就完了，我得坚守长期历史积累形成的三重烙印。” 其实，董秀玉决定出版金庸作品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现金流的考虑。 1992年，三联全年销售总额仅为711万元，每年靠举债维生。 “金庸有一套36本书，光是这套书每年的现金流就可以达到几千万，这对于一家创业公司来说极其重要。” 董秀玉说，虽然由于合作方式的原因，金庸小说给三联带来的实际利益并没有外界所说的那么大，但综合考虑后，她还是接受了版权代理的条件。
当时，金庸创办的《明报》被青年商人于品海收购，金庸的版权也由品海经手。 “金庸是我的前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作家，我很早就向他建议，他的小说应该在内地出版，认真、漂亮。” 余品海说，当时盗版金庸小说层出不穷，令他感到遗憾的是，董秀玉也有同感，“三联一直是我们尊重的出版机构，与三联的合作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1993年3月29日，三联书店代表金庸与香港智才企业有限公司签订出版合同。 多年后回忆那次合作，大家总结为“天时地利人和”。
三联对这套书非常重视，倾注了很多心血。 三联书店美术编辑部主任宁成淳为本集设计了封面。 ”三联和金庸谈妥版权后，社里开了很多会，董总跟我们说这部作品很重要，出版部来找编辑部征求意见，大家提了很多意见” 宁承淳回忆道。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金庸作品的内涵，从未看过金庸作品的宁承淳向身为金庸粉丝的儿子征求意见。 “那个时候武侠小说很多，但是太‘乱’了。在我看来，虽然金庸写的是武侠小说，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所以我觉得从设计的角度来说看来，它的历史感应该得到尊重。” 以往无论是香港的鸣和本，还是台湾的元流本，都以大量选用宋、元、明、清及现当代国画名家的作品为特点。 几页古代山水人物画，地图，名山大川照片等等。 不过在宁承淳看来，这些封面有些花哨。 为了更好地体现金庸作品的历史感，宁承淳也下了不少功夫，“每一部小说，写的是哪个朝代，我都会去寻找那个朝代的画，找到那个时代的画。”感”，宁承淳还找了很多古木版画作参考。 当时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助理的潘振平回忆说，为了满足封面设计的想法，他曾找过《中华文库》的作者之一聂崇政，美术史专家，通过他从故宫博物院买了一些画卷。 《康熙南巡图》被用在《鹿鼎记》的封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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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文集需要一下子出版36卷，留给宁承淳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时候没用电脑，用复印机打墨稿，时间很紧。” 宁承淳最终用一幅工整统一的古典山水画作为三联画《金庸作品集》的封面设计。 考虑到大陆读者的购买力，三联版只保留扉页上的古印，如齐白石的《江南布衣》、《知天赏罚》、吴昌硕的《心月有光》、千里路难绳”，以及昭仪、白居易的刻诗、“杭州旧酒襟上的印记”等，省略了让读者联想到香港和香港的历史图片。台湾版。
“整套书的颜色也经过深思熟虑：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封面颜色是渐变的，突出了整体的文化感。” 此外，宁承淳还从一些设计元素上强调了整套作品作为通俗读物的特点，“字体设计非常活泼，避免死板，也不同于三联传统的那些学院派作品”，但它不是肤浅轻浮。
1996年，宁承淳为《金庸作品集》设计的封面获得新闻出版总署直属出版社第三届优秀图书设计奖一等奖。 金庸作品的“三联本”影响了此后一大批武侠小说的设计。 无论是大街小巷的盗版，还是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古龙、梁羽生的小说，基本上都是模仿和沿用这种体裁。
宁承淳回忆，当时三联还通过美版编辑张红请来一些作者为小说绘制插图。 这些作者大多是中央美术学院的老教授。 带着三联的喜爱和信任，他们投入了大量的热情进行创作，对主要人物使用的武器、性格特征等进行了研究，制作出了比较不错的作品。 不过，金庸更喜欢港台版的插图，不愿意换掉。 岳来的插画最终没能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宁承淳的遗憾。
据了解，金庸对于与三联的合作也非常满意。 从整个合作过程来看，“我的记忆中并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在为三联版写的序中，金庸非常温柔地回忆起自己与老“三联”的缘分：“我受益最大的是小学，最难忘的是《足迹寄语》等周游世界的日记。和我父亲、哥哥买的邹韬奋先生的《足迹纪念词》和他主编的《生活周刊》（新旧）。生活书店。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主体部分。十多年前，香港三联书店与我签约，在内地出版我的小说。没有成功。这次重新规划，联合书店在大陆独家出版简体字，回想起往事，我不仅欣慰，而且内心充满温暖。”
3、独特的营销策略
1994年5月，三联版《金庸作品集》正式面世。 一经面世，立即赢得好评，成为书市抢手货。 事实上，在决定出版金庸作品之前，董秀玉一直有一个顾虑：“学术文化类书籍很容易受到攻击，所以我也害怕金庸类书籍压倒三联文化类书籍，毕竟文化类书目是最重要的。”三联主营业务。” 为此，经过研究讨论，三联书店有两项令业界惊讶的营销举措。
一是坚持出版销售配套。 当时金庸作品盗版多，分散销售对打击盗版没有优势； 同时，这也是三联的整体战略。 当时，三联一年有120本新书上架。 如果开售的话，仅金庸的作品就占了三联一年新书的四分之一以上。 这个比例对三联未来的销量有潜在威胁，也会对三联产生影响。 主营业务。
二、《金庸作品集》不在每次订货会。 这主要是因为新华书店在订货会上有份额，付款有限。 一旦点了金庸，就很难再点别的了。 因此，订货会上的图书都是学术类和文化类图书，这使得学术类图书每年都在保持增长。 另外，也没有必要借这个场合宣传金庸的书，想加就加，不影响销量。 董秀玉回忆，在与金庸签订的出版合同中，规定前五年每年5万套，后三年每年4万套。 算下来，销量超过1000万份，“整笔回款数额非常大”。
“金庸的书占了很大一笔钱，20、3000万元，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财宝都押在他的书上，将来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风险。” 董秀玉坦言，这样的举动也是为了版权期限的结束。 长远考虑。 “版权书总有消亡的一天，我很清楚我们的根本是学术书，不能动摇。所以在合同期内，我很清楚：一定不能让版权书“不影响主营业务。只要我们保证每年按合同销售五万套，剩下的你们无权干涉。幸好我们坚持得很好。” 现在看来，三联书店当时的决策非常有远见，在三联与金庸合作的八年时间里，三联的学术书籍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一直在成长。
三联书店原计划推出平装本、精装本和小开本（即袖珍本），平装本先行。 从实际销量来看，平装本最适合成套销售。 最后，三联只是装订了一些精装书，不赠送，5套送给了金庸。 1999年4月，三联出版社根据市场需求推出了《袖珍书》金庸全集，短时间内印数达到5万册。 随着电视剧《笑傲江湖》的热播，又掀起了新一轮的金庸热潮。 2001年3月，三联书店又印了6万套《笑傲江湖》和部分《金庸作品集》，再次掀起市场热潮。 已停售的《金庸作品集》再次与读者见面。
董秀玉说，整个签约过程很顺利。 代表金庸的经纪人是两个大会计师。 他们非常精通会计账簿。 年底，三联会开仓，要求版权方审核销售情况。 很满意。
4.结婚八年
在三联书店出版的《金庸文集》卷宗中，还有几封读者来信。 一位来自上海的老编辑说，他退休后才开始读金庸，立刻被其“宏伟壮观，奇思妙想”所折服。 ” 被文风所吸引。有趣的是，老编辑在信的后面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列出了他校对过的错误，认真程度令人印象深刻。还有一封来自年轻读者的来信，仔细纠正了其中的一个错误插图。”有一段，杨过和黄药师分别从两根旗杆上跳下。 书中有插图。 图中杨过断了左手，书中杨过断了右手。 这已经是矛盾了。”他还希望编辑可以告诉金庸先生。由此可见读者对这套作品的喜爱程度。
“1994年发生的三件事，是金庸小说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武侠小说学者陈陌说道。 当年，三联书店推出《金庸作品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名家图鉴》将金庸列为第四名，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勋章法学教授。 “几乎是一夜之间，金庸小说从主流文化眼中的小把戏乃至洪水猛兽，一下子步入了学术的圣殿。” 有人评论说，金庸全集三联本，有一种武侠小说一统天下的味道。 此后，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其他武侠小说，不仅在体裁上效仿三联本，而且还成套销售。 另一方面，三联本也让金庸的作品在武侠小说中脱颖而出。 有人评价：直到金庸作品三联版的出现，金庸小说才终于成为“文化名著”。 具有收藏价值”。金庸作品中阅读文化的演变，是破译新时代流行文化成长史的一把钥匙。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庸武侠其实是市场化改革的体现。在大众文化领域，金庸的作品从盗版走向大众文化经典，是市场化改革最终成为主流话语的真实体现。
这么多年，金庸作品三联版一直是大家心目中无法超越的经典。 “多年以后，还有人为了那套书追我。”董修玉笑着说。 让董秀玉松了一口气的是，金庸的书“走了”之后，三联的生意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回顾这次合作，董秀玉表示，最明智的做法是把金庸的作品放在“合适”的位置，认清主业。
1993年初，董秀玉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一直在文化责任和商业利益这两种功能之间看、看。启迪知识分子的出版物是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能量源泉。”社会发展，商业利益也是企业发展的必要动力，出版商必须紧跟时代和社会的步伐，同时抵制统一和平庸的压力，寻求不断的突破和发展。 “只有在文化责任和商业利益的博弈中，那些在博弈中自由运作、具有长远战略眼光、坚守基本面的人才是赢家。” 三联与金庸八年的婚姻足以证明这一点。
